新冠疫情從多方面嚴重影響了世界和香港。過去兩年，全球都在適應新的轉變並同時重新調整舊的行為，以適應後疫情出現的「新常態」。 隨著香港人的生活方式發生巨大變化，各人的消費模式和與社交互動相關的價值觀和行為都發生相應的轉變。香港科技大學（科大）的研究團隊採用混合方法來研究這些變化及其背後的意義。

香港科技大學委託香港民意研究所（PORI）進行一項大型線上調查，並成功收集了4,586名參與者的回應。該調查旨在了解新冠疫情出現之前和發生期間，香港人的偏好和價值觀所出現的變化。 此外，科大還進行了八次焦點小組討論，對這些變化背後的原因進行定性分析，重點關注健康、消費、社會環境、生活品質和香港機構等領域。

這項研究的結果具有重要意義，因為香港正在推行與其淨零目標一致的可持續發展政策。研究結果為政府機構和私營部門設計和實施創新政策提供了具參考性的見解。請下載政策報告以了解詳細資訊和政策建議。

下載敘述性報告

(1)  健康相關的行為轉變

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對外出、洗手和佩戴口罩等行為帶來顯著變化。在健康領域中經常提到的關鍵詞有「減少外出」（13％），「頻繁洗手」（13％）和「經常佩戴口罩」（11％）。對人群的恐懼以及在人口稠密空間中感染病毒的風險，導致大幅度地減少外出。全球實施了社交距離措施以遏制病毒的傳播，而香港疫情嚴竣亦促使居民相應地調節行為。政府的限聚令，包括限制聚會和餐飲處所，對塑造參與者的行為和經歷起著重要作用。因此，洗手和消毒已經成為根深蒂固的習慣，參與者經常洗手並採取預防措施消毒個人物品。所有參與者都匯報有長期戴口罩的情況，源由是香港實施了口罩令。總的來說，疫情期間與健康相關的行為主要圍繞保障健康和衛生。

(2)  消費模式相關的行為轉變

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對旅行、購物和廢物產生有顯著影響。參與者經常提到的關鍵詞有「減少旅行」（12％），「網上購物」（12％）和「包裝/購物衍生廢物增加」（9％）。大多數參與者明顯減少外遊，這與問卷調查顯示減少搭飛機外遊的結果一致。入境旅客被強制入住隔離酒店是主要的障礙，參與者將其描述為「創傷性」的經歷。因此，人們更傾向在家購物及減少外出，從而更加傾向網購。網上平台被認為更安全、更方便，而折扣亦是誘因之一。可是，網購增加也導致包裝廢料和閒置物件的激增，使參與者家中積存更多閒置物件。此外，網上銀行在疫情期間因其安全便捷而受到歡迎。　

(3)  社會及環境相關的行為轉變

在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期間，參與者對當局的支援不足表示不滿，並對選擇性執法表示擔憂，這亦深深地影響了他們的行為和經驗。 政府法令在塑造參與者行為方面發揮了關鍵角色。 在受訪者討論社會和環保活動參與時，在各個方面中，最常提及的話題是「提高環保意識」（22％）、「增強可持續發展知識」（18％）和「減少社會和環保活動參與」（13 %）。參與者報告他們的環保意識有所提高，例如留意到有更多塑膠和口罩廢物存在於環境中，而留在家中的時間增多，使他們更加察覺到自己每天產生的廢物。 他們透過播客和文章等多個來源學習知識。 然而，儘管意識有所提高，參與者在疫情期間並無積極參與集體行動或活動，例如捐款予慈善機構或者參與清潔海灘。 他們缺乏參與行動的原因仍然不明。 從對話中，研究團隊得到的整體印象是，長期以來不積極參與慈善活動的習慣具有很大慣性，抵消了疫情對行為改變的所有影響。

(4)  生活質素領域中的行為轉變

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對香港的社會和環境活動參與有明顯影響。參與度下降的兩個主因如下：社交距離政策限制團體活動和義工活動，以及公共衛生情況使義工服務的機會延後及缺乏。 然而，人們的戶外活動有所增加，尤其是遊覽大自然（11%），例如遠足和到訪大自然，因為參與者在受限條件下尋求消閒和喘息空間。 這場疫情也影響了生活質素，有參與者報告曾受種族歧視，醫護人員表現出高水平的衛生習慣，老年人改變了他們的出行模式。 整體而言，疫情重塑了社會和環境參與的行為，對香港居民的生活同時產生了正面和負面的影響。

(5)  對機構和體制組織的看法轉變

關於對機構和體制組織的看法方面，參與者表達了不同的觀點。 網上銀行（15%）由於讓人們不需親往銀行交易，其便利性在疫情期間獲得正面回饋。然而，各個專業團體、小企業東主和醫護人員普遍對當局缺乏對疫情期間的增援（12%）表示不滿 。人們對撥款分配和選擇性執行疫情相關法令表示擔憂。 有人質疑隔離規定的公平性，認為存在雙重標準（11%）。在參與可持續行為方面，年齡、性別、教育、家庭規模和收入都跟參與度相關。政治環境除了在疫情期間的消費行為方面有所影響，對可持續行為的影響很小。總體而言，這些發現揭示在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期間 ，影響體制、組織和實踐可持續發展的因素，以及人們抱持複雜的意見。

(6)  健康與消費

我們發現健康與消費行為存在顯著的關聯。在疫情期間減少外出的人更傾向在網上購物和訂購外賣。在消費領域，我們還觀察到環保意識與各種行為之間的互動。環保意識較高的參與者更可能採用可重複使用的產品，對可持續產品感興趣，重複使用塑料袋和容器，並注意包裝廢物。部份參與者提及採取一些小步驟來減少對環境的負面影響，例如節約用水、選擇包裝塑料最少的產品、棄置口罩前緊纏成一球，以免及後被吹致大海對海洋生物造成傷害。這些發現突顯健康相關行為與可持續消費實踐之間的連繫。

(7) 消費與生活質素的關係

疫情期間消費和生活品質互動的相關行為轉變，造成多方面的影響：

1. 更多時間接觸大自然：
   參與者報告報稱減少外遊讓他們有更多時間接觸大自然，這對他們的整體生活品質有正面影響。 探索本地的遠足小徑、露營和海灘成為替代出外度假的普遍選擇。
2. 強制隔離措施帶來勞累：
   無法外遊和疫情期間持續的工作量使勞動者感到筋竭力疲。缺乏休假和有限的旅行選項加重了壓力。
3. 假期中仍難擺脫工作：
   由於遙距辦公和網上工具能夠輕易取用，人們就算在特定休假日仍難擺脫工作。 由於身在香港，人們無法完全放鬆，因為覺得必須繼續工作才可滿足期望。
4. 對不確定的未來有不同感受 / 對看不見希望的未來覺得絕望：
   年輕的專業人士對於外遊受限感到沮喪和失去盼望，因為他們沒有值得期待的事情。欠缺休假以及恢復外遊的不確定性影響了他們的幸福感和動力。
5. 探索本地社區有正面影響：
   由於外遊並不可行，人們被迫在本地社區尋求消閒活動。 許多人發現香港有許多遠足徑和風景名勝，對自己的城市產生欣賞之情。

整體而言，疫情重塑了消費、旅行和生活品質之間的關係，促使人們尋找其他方式享受休閒時間、適應遙距辦公，以及應對沒有外遊機會的情況。

(8) 外在因素和行為轉變

研究貫徹地顯示年齡與可持續行為有所關連。性別對各個領域的影響各有不同，教育和種族也會影響行為。家庭特徵譬如家庭規模和收入構成複雜的影響。對體制表現的評價和對政治環境的認知亦會影響行為。種族歧視的存在顯示提高相關意識的必要性。醫護人員優先考慮衛生並減少外出，而年輕人對健康較不注重並繼續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年長的研究參與者改變出行模式。這些發現顯示在疫情期間塑造可持續行為因素的複雜交互作用。